2022年是國家教育數字化戰(zhàn)略行動的開局之年，2023年將是縱深推進教育數字化轉型的一年。近年來，全球各國紛紛出臺國家數字化發(fā)展戰(zhàn)略，布局科技與經濟發(fā)展，并加快推動教育領域的數字化變革。黨的二十大報告首次把教育、科技、人才進行“三位一體”統(tǒng)籌安排、一體部署，首次將“推進教育數字化”寫入報告。

教育數字化是我國教育現代化發(fā)展進程中的重要一環(huán)，既是回應時代的必經之路，也是鏈接未來的必要準備。因此，如何全面把握教育數字化轉型的內涵成為前提，需要參與者深刻理解教育數字化多維度的形式與內容，深嵌于教育培養(yǎng)的全過程。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必須全面、深刻、完整地了解數字化，認識到它是一把雙刃劍，既可能為人類帶來此前各種技術從未有過的利好，也可能為人類帶來此前各種技術從未有過的災難，只有這樣，才能用其利，避其害，最終進入一個相對有利于人類的教育數字化時代。

為此，儲朝暉就教育數字化轉型總結了三個準則，一起隨信息技術考試系統(tǒng)小編來看——

教育數字化與其他社會發(fā)展一樣都必須回答：是誰的教育數字化？數字化是工具、手段、過程，還是目標？數字化本身屬于未知，認識不充分、事先未曾規(guī)劃好的教育數字化，可能在解決某個具體問題上發(fā)揮了其他方式不可替代的作用，例如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期間大規(guī)模使用的在線教學，雖然十分便利，但卻不可避免地對學生造成束縛、限制、低效、傷害，這恰恰證實教育數字化是把雙刃劍。

在幾千年的教育歷史發(fā)展中，將教育的各方面依據可變性從小到大排序依次為教育規(guī)律，教育原理，教育原則，教育目標，教育場域，教育方式方法，教育內容，教育技術、工具、手段，可變性的多少是由該因素與人的天性親近程度直接相關的。數字技術屬于教育技術、工具、手段，在教育中離人的天性較遠，可變性最大，它可以由大到小程度不同地向上影響到教育內容、教育方式方法、教育場域等，但幾乎很難影響到教育規(guī)律、教育原理、教育原則、教育目標。以人為本在教育數字化上的體現就要遵從這樣的次序，不要試圖超越，尤其不能像當下不少人那樣，試圖將數字信息技術當作教育的操作系統(tǒng)，僭越人在決定教育規(guī)律、教育原理、教育原則、教育目標上的選擇與決定作用。

為此，確定將以人為本、以學生的成長發(fā)展為本作為教育數字化發(fā)展的基本準則，就必須盡量避免以控制的思路來使用數字信息技術，還要防止數字信息技術迎合了人性中的某些弱點，而弱化人的智能與健全人格發(fā)展。依據有利還是有害、適合與不適合的標準，由教育當事人自主選擇利用互聯(lián)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虛擬技術。

在教學上，要確保數字信息技術提供多樣化的學習資源供學生自主選用，而不是僅僅提供單一的教學，要求所有學生無條件接受，避免強推損傷學生的自主性和自生動力，要避免使用數字信息技術對師生進行綁架、控制。

在評價上，利用信息技術成為不失真的教育評價工具，盡可能避免它成為部分人控制學習者更為強大有效的工具。

評定教育數字化優(yōu)劣的最終依據是學生學到什么或學生學得好不好，學生是否因此獲得更健全的成長發(fā)展，這是判定教育信息化是否堅持人本準則的評定標準。

如何防止和遏制數字化對人類的傷害、對教育的摧殘，不二法門是在全面、深刻、完整認識數字化特性的基礎上，在建設數字化的同時，及時、同步，加快與之相對應的法治與規(guī)范建設，制定《數字化法》《教育數字化條例》，從而減少直至消除數字化對人類所有個體可能造成的傷害。

從教育數字化角度看，教育政策與法律是對教育數字化相關的各主體、對象，包括在建設數字化過程中的有關力量進行調整或約束。法律的調整對象是人的有意行為和社會關系，主要包括家長、教師、學校、相關部門的政府工作人員和參與教育數字化活動的各類人員；政策調整方式不限于人的行為或社會關系，也包括財政預算等政府行為，變化性較大。

在數字化過程中，有兩種行為需要得到法律與政策的規(guī)范：一是基于對數字化片面認知的盲目政績觀，或簡單將數字化當作政治任務，將教育數字化比例高低作為一個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門的政績，而不看它對學生和教師產生的具體效果有利還是有害，不看財政經費投入的績效。二是過度逐利的教育數字化發(fā)展，將會成為部分群體或機構的逐利工具，用于綁架大多數教育數字化技術的使用者。

推進法治的教育數字化的依據在于教育數字化不是法外之地，教育數字化不能成為脫離法治的“脫韁野馬”。尤其是在數字化技術力量強勁，原有的法律法規(guī)對它已無“縛雞之力”時，尤其需要重視并盡快同步開展數字化的法治化進程。為了使相應的進程穩(wěn)妥、理性，有必要對教育數字化項目的立項引入第三方評估，邀請包括法律、政策、人文領域的專家，而不僅僅是數字化領域的專家參與評估。政府的數字化政策制定也不能僅僅由數字化專家參與，也應該由法律、政策、人文和數字化等方面的專家組成。尤其是全國性的教育數字化政策需要經過多方論證才能發(fā)布。

增強數字化政策制定的社會參與性是實現法治的教育數字化的重要途徑。國家如何發(fā)展教育數字化不能僅僅由數字化企業(yè)說了算，也不能由對數字化缺乏深刻、全面了解的行政部門說了算，更不能由企業(yè)使用灰色方式獲得政府掌握相關公權的當事人拍板，而應在使用者的感受與體驗基礎上做出選擇與決定。在教育數字化上，既需要態(tài)度積極，又需要不脫離法治軌道。

在管理、評價上，要在權利平等基礎上使用數字化信息技術，數字化技術既不能造成技術對人的尊嚴、自主性、想象力的限制、損傷、摧毀，也不能形成一部分人對另一部分人的數字技術壓制，不能造成師生以及教育管理者之間的權利不平衡。

在數字化進程中之所以要平權，從源頭上是由于在一個平等、自由的體制里，大多數人才能專心致志做研究，他們的創(chuàng)造力才能發(fā)揮到相對好的狀態(tài)，才能讓真正有價值的研究通過市場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才有可能推動一個國家包括數字化在內的科技走到人類前沿。從使用端來看，只有實現權利平等的數字化，才能提高它的普惠性、公平性，才能確保用戶的選擇性，才不至于是一方對另一方的強制，才適合在教育中使用。

在教育中如何用、用多少、何時用數字化技術要尊重教育當事人的選擇。在數字化使用上確保人的自主性和不同人的權利平等是教育數字化平權的主要內涵。比如，在現實中數字化評價與管理就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數字化控制，放大了權利不平等。從教育立場看，必須將人放在數字化技術前面，而不是將數字化技術放在人前面；數字化的主體是人，數字化是工具；需要持守教育+數字化的準則，不能變成數字化+教育。數字化對教育的參與應該是替代教育中簡單、重復、不需要思考的工作與學習，從而使師生有更多的精力投入教育教學及復雜的學習中。

數字化的平權體現在區(qū)域范圍內的數字化均等，經濟社會發(fā)展的差距必然造成數字化的不均等，政府需要通過政策調整實現均等，確保不同區(qū)域的師生在教育數字化方面權利平等。教育數字化本身是一個體系，僅硬件和軟件相同并不意味著平權，教育數字化并不必然意味著進入學習型社會，真正的平權還與觀念、信息素養(yǎng)、使用技能與效率相關。

平權并不意味著單一，而是多樣化、個性化。不同個體不同時間對教育數字化的需求不一樣，使用數字化的方式也不一樣，教育通過數字化提高質量、促進公平、實現發(fā)展的訴求。數字化提供了多樣性的技術可能，但在人的觀念和社會體制的現實背景下，依然存在數字化演變?yōu)閱我换?，平權演變?yōu)閱我粯藴实谋绕吹妮^大可能。衡量平權實現程度要看數字化是否為人人、處處、時時可學提供了充足的技術保障。

教育的終極目標是成人，所有人平等、充分地成人，需要在運用技術的同時，及早進入法治，多主體平等參與和自主選擇的過程。以此方式，教育數字化才可能為實施科教興國戰(zhàn)略、辦好人民滿意的教育和促進教育現代化發(fā)揮積極的效能。

作者：儲朝暉

來源：光明社教育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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